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，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，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。

如果广大公民接受了尊崇法治理念，形成了符合法治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，法治中国建设就有了较好的社会基础。毛泽东指出：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，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，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。

深化法治文化建设，法治建设主体应当摆脱既趋向于过去又想否认过去的情感怪圈。彭宇案之后，全国多地出现见死不救的情况，而且，15年过去了，这样的状况仍时有发生。在接下来的写作中，出于逻辑的延续性，马克思继续对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和辩证法展开批判性的讨论。在精神法律文化层面，很早就产生了各种旨在控制社会、实现社会稳定、建立社会秩序的治国学说，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中，经由积累、传承与再生产，以及不断孕育、提炼和更新，最终形成了丰富的治国思想学说。法治的价值理念被社会成员广为认同和接受，将大大提高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实现初衷的可能性。

中华法律文化素来重刑法而不重视经济与社会法，是守成和遏制创新的。对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争辩的结局，瞿同祖先生认为：儒法二家对抗的时代是在战国及秦的时代，春秋、战国时代原是儒道、杨墨、名法各家思想学说草创形成，竞争的时代。总结上述四点，法典的含义立刻清晰：法典就是特定部门法区别于单行法的应然表现形式。

足以弥补法律漏洞的概念金字塔是法律吗？如果是，那么概念金字塔同样存在漏洞，因为法律体系早被承认有漏洞。[55]不得动摇完备性的价值，其实并不只是针对立法行为，它同样会限制对法律的理解。但环境法不是重点，我想强调的是：在同样标准之下，行政法的法典化绝无可能，因为它绝对不可能、也不应当获得完备价值，这会彻底危及宪法本身的正当性。这是对既有法典理论的直接挑战，因为一旦承认法典=体系性+总则，这一定蕴含法典必然拥有总则的主张。

但该理论引发一个严重的困难：应法典化之部门法因必然存在自足价值，必然相互独立且互不隶属，于是法体系的概念就彻底失去意义。对特定部门法而言，如果一价值能同时实现内在和外在功能，它就既是自足的、也是完备的。

[37]如果民法应当法典化，那么势必要反对完备性=封闭性的主张。正因为法典=体系性+法律总则的传统公式并不清晰，且会引发所有法律均可法典化与诸法合体之万全法典的错误结果，发展一种全新的法典化理论实属必要。既然是成就，就值得被效仿。第二，经过改进之后的法典化一般理论，将会透过对部门法之间关系（尤其是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）的说明来评估部门法的法典化，最终只会支持特定部门法的法典化（尤其是其中并不包括行政法的法典化），这是后三部分的任务。

双重开放性使单行法的适用变得相当任意和随机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散规定，就是其无法避免的状态。[49]是否拥有完备性价值，就是区分外观上极其相似的法律汇编与法典编纂的关键区别。此时，对单行法而言，宪法仍只是以消极的合宪性审查方式，来判断单行法的开放性、尤其是价值开放性，是否违反宪法的要求。[29]如果承认无总则之法典仍是法典的合适类型，那么它依然存在法典化的可能。

反省这个一般理论，正是文章的逻辑起点。这样一来，一国法体系就不过是个笼统的称呼，它只能用来表达全部的实在法规范，而无法表达这些规范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个真正整体。

[68]因此，如果行政法应当法典化，就意味着行政法本身具备自足的完备价值，它就不再来自宪法的授权，这势必导致利维坦式自我授权的行政国，这同样无法被法治所允许，[69]于是行政法就必然丧失法典化的理由。2.法律总则的双重内容 边沁并非价值完备性说法的唯一来源，总则在实在法（法典）上的表现，是另外一个根据。

除同属一个部门法外，它们别无共同之处。于是，对特定法律而言，由于单行法就是它的适当表达形式，它不应因未法典化而受指责。既然法典所要求的体系性，是一种关于本部门法的体系性，且本部门法本身就蕴含着本法与他法的区别，所以它就必然包含将本法与他法区别开来的内容。不过，一旦认清该工作的性质，曙光就在地平线的另一头缓缓升起，那就是拥有体系化功能的宪法。进而，就可以主张说，主要是y这个提取的结果，使该部门法的法典化成为应然。[1]此后直至1900年《德国民法典》的施行，德国民法学界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法典基本条件的补足。

行政法总则的制定，也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，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、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，作出统一规定，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，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，则我国制定行政法典的愿望完全可以达到。[44] 在边沁看来，这样一部无所不包之公共法典的所有要素，都必然附加由功利原则而来的理由。

由于单行法不拥有完备价值，其所属规范因未凝成一体而具备开放性，它就能灵活地回应实践挑战。道理在于：提取公因式明显是以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作业，且归纳的说服力严重依赖于个体的数量，个体数量越多则说服力越强。

这样一来，就像完备价值之于法典，宪法扮演了单行法的总则，成为它们的正当性根据。既然一部法律必须先得是成文法、然后才能是法典，那么法典就是一个专属于成文法的下位概念。

而是说法典化的一般理论并不只包括体系性和总则两个部分，它同时还蕴含着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，那就是关于法典的恰当理解。[34]参见维亚克尔，见前注[32]，第418页。参见江必新：迈向统一的行政基本法，《清华法学》2012年第5期，第104页。这个疑虑同时说明，即使最终实现了法典化，但只要价值完备性并未同时获得认可，它仍只是可随意篡改的纯粹形式而已。

初步观察之下，我认为环境法的价值完备性仍有争议余地，其法典化尚存理论可能。[57]反过来讲，如果立法的结果并不承诺特定价值的不可否弃，那么该法的成文法形式就只是单行法、而非法典，它也不具备法典化的任何可能。

然而，一旦该成文法是法典，其中就必然蕴含某种独特的完备价值，且该价值将会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行使：立法机关的新共识必须以尊重该价值为限，那些摧毁、否定该价值的行为，不再能是恰当的立法行为。[16]其二，这将使得刑法有机会侵入公法和私法，因行政违法和民事违法导致失去人身自由的行政刑和私法刑法化，将大行其道。

（一）体系性：完备与封闭 我相信，应该有不少读者迷惑、甚至怀疑完备性的含义。[54]例如，同一个立法机关，既可以在几年前创设一个新的税种，也可以在几年后彻底取消它。

他不但提供了一套完整且独立的法典化理论，同时他也编纂了一整套的、主要包括宪法、刑法、民法、程序法在内的万全法典（pannomion），并被认为与欧洲大陆的法典类似。但这并不表示该价值与分则无关，否则它没有理由位于总则，并用以指导分则的适用。[19]但这样一来，法典似乎有了两个概念的反面：单行法和法律汇编，但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：法律汇编就是单行法汇编。[64] 所以，尽管宪法的确扮演了单行法的总则，但它依然只是假总则：宪法只是被当做单行法的总则，而非完备价值一样的真正总则，于是单行法也绝非宪法的具体化。

仅就成文法而言，一部成文法，如果不是法典，那么它就是单行法。[32] 一旦将完备性等同于封闭性，势必引发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意见：封闭性使本法规范只限于目前已发现者，这显然无法应对法律实践层出不穷的问题与挑战，法典化的实践意义因此极为有限。

两者结合而成的结论是：拥有完善体系性的部门法，只有法典化的必要性。现可总结宪法的体系化功能：宪法以最高法之地位，同时与一国法体系内的所有法律发生关联，并使得独立的法体系成为可能。

但这并不表示体系性并非法典化的基本条件，而只是说对体系性的上述理解存在问题。从这个角度讲，虽然法典在概念上从属于成文法，但它依然是个适于所有传统的法律表现形式，而非专属成文法传统。